桂林日报:一张地方党报的“纸”与“城”
在桂林,谈论《桂林日报》是一件需要一点耐心的事。它的历史不像漓江的水那样一目了然,反而像叠彩山下的岩层,需要一层层剥开,才能看清那些被时间压缩的纹理。
严格来说,今天人们手中的《桂林日报》,并非这座城市历史上第一份以“桂林日报”为名的报纸。1934年9月,桂林地方人士曾集资办过一份同名报纸,后来省会迁桂,它被改成了《广西日报》。而真正延续至今的这条脉络,起点是1951年5月1日——新中国成立后桂林的第一份机关报,由当时的桂林市委和桂林地委联合主办。
此后几十年,这张报纸的命运并不平顺。它在特殊年代一度停刊,直到1980年才由桂林市委宣传部决定复刊,重新接上中断了十年的声音。1998年,原桂林日报社与漓江日报社合并,组建起新的报社架构。2020年底,报社从榕湖北路的老址搬入临桂新区,物理空间的迁移本身也像一种隐喻:一张报纸的根系仍然扎在桂林,但它的视野和作业半径已经不再局限于老城的那几条街巷。
版面上的桂林,与版面外的桂林
作为市委机关报,《桂林日报》的“党报”属性是理解它的第一把钥匙。头版要闻、综合新闻、理论专版,这些板块承载的是政策传达与政务报道的基本功能,这是机关报的“规定动作”。但一张地方党报如果只剩下规定动作,它在读者生活中的位置就会变得可疑。《桂林日报》的应对方式,是在“党报”的框架里尽可能多地装入桂林人真正在意的东西。
这种努力在一些具体的报道中看得比较清楚。2017年,灌阳酒海井红军烈士遗骸打捞的消息,最初就是由《桂林日报》率先以图文整版的形式推出的。报道团队没有把它处理成一条简讯,而是用《寻找83年前的红军烈士遗骸》这样的标题,把一次考古打捞还原成一场跨越时间的“接引”。同一组报道在桂林生活网、客户端“第一时间”同步推送后,引发了中央级媒体的跟进,最终获得了当年的广西新闻奖一等奖。另一个常被提及的例子是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桂林之后,《桂林日报》推出的八个整版深度报道《问“漓”哪得清如许》——为了这组报道,编委会和团队开了十余次策划会,主题从“科学保护漓江”切入,落点却始终扣着桂林人日常感知中的那条江。
这些报道的共同点在于,它们既符合党报的议题设置逻辑,又没有放弃新闻本身的操作精度。延边日报社的社长多年前到桂林日报社“上门取经”时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,说《桂林日报》“是大报的手笔,做出了大报的气势”。这句话放在今天来看,与其说是对版面的夸奖,不如说指向的是一种地方报纸的自我要求:在有限的平台上,把新闻做得不那么“有限”。
一张报纸的“纸”上功夫
在媒体融合的讨论中,纸媒常常被默认为需要被“转型”甚至被“替代”的对象。但桂林日报社近年的实践,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。2025年,桂林市融媒体中心在改革中专门成立了报刊部,实行“双编委制”,其公开表述中有一个很关键的说法:融合不是“去纸化”,而是让纸媒通过“化学融合”重新获得质量上的说服力。一个可以用数据检验的结果是,2025年《桂林日报》《桂林晚报》在全区报刊审读中的平均差错率远优于国家标准,在广西报业协会的优秀版面展示中,也是“露脸”次数最多的媒体单位之一。
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关于“守”的故事,但桂林的融合路径中“攻”的一面同样具体。2023年底成立的桂林市融媒体中心,整合了原日报社与广播电视台的采访力量,建立起“一次采集、多种生成、多元传播”的生产流程。更能说明问题的是2026年初《桂林日报(全州专刊)》的创刊。它不是简单地在市报上开一个县区版面,而是以“市县联动、融合办报”的方式,把市级党报的专业能力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地缘信息网络对接起来,让《桂林日报》的权威性“下沉”到县域,同时让全州的故事获得市级平台的出口。在此之前,荔浦已经以类似的“代行办报”模式运行了《荔浦专刊》,年出刊72期。这种市县之间的报纸协作,在广西的地市党报中并不多见。
一张报纸与一座城市的“编外”关系
《桂林日报》与桂林这座城市的关系,有一部分写在版面上,还有一部分写在版面之外。《小记者周刊》是一个容易被忽略但体量可观的例子。依托这份周刊建立的小记者团,在册人数近四万,覆盖全市四百多所中小学,是广西规模最大的课外教育品牌之一。2026年,《桂林日报》又推出了面向青少年的《少年桂林》周刊,明确将其定位为“大思政课”的实践育人阵地。一张地方党报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向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与社会实践,这在同类报纸中不算常见,但它产生的影响是缓慢而实在的:那些在版面上写过校园新闻、拍过街头照片的孩子,长大后对“党报”这两个字的感受,不会只是一张摆在报架上的纸。
发行端的画面则更朴素一些。截至2023年,报社仍维持着一支约120人的发行员队伍,其中不少人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二三十年。在数字化订阅早已成为主流的今天,一支百人规模的投递队伍听起来甚至有些“不合时宜”,但恰恰是这些人维持着报纸与那些不刷客户端、不点开公众号的读者之间最后一条实体通路。嗦着米粉看报纸的场景在桂林仍然没有被完全取代,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媒介事实。
结语
《桂林日报》不是一张靠“锐利”让人记住的报纸。它的价值更多体现在一种持续在场的耐力上:从1951年到今天,它经历过停刊与复刊,经历过合并与搬迁,经历过从铅字排版到全媒体采集的整套技术更替,但它在桂林的城市生活中始终占着一个固定的位置。这个位置不一定是舆论场中最响亮的那个,但它是稳定的、可预期的,像一份每天准时出现在报箱里的承诺。对于一座正在试图把自己推向“世界级”的旅游城市来说,这种稳定本身或许就是地方媒体最不容易被替代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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